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不同国家、地域、民族、肤色、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人群往往混居在同一座城市或社区。缘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涉及宗教的敏感事务，正在考验城市管理者或国家执政者的智慧。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移民社会的宗教徒身份认同问题，特别是外来的宗教徒身份在当前的社会环境里所具有的正面或负面作用。
2009年，笔者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曾提出，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民族融合功能。它超越了儒家社会的“夷夏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民族团结，在此基础上不断融会而成“汉族”。佛教的这种民族融合功能，在五胡十六国、北魏、宋元三个历史时期表现尤其明显。在当时的中国很多地方，不同民族的外来人口很多，甚至是外来民族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佛教在历史上的移民社会里起到了民族融合功能，并使当时的一些外来民族最终自我认同为“汉族”，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群体。
最近笔者完成一部新著《美国的佛教：西方社会与亚洲佛教的转型》，讨论到佛教徒在美国这样的移民社会里的身份认同。在中国传统社会，教权完全臣服于国家政权，佛教徒必须服从于占据执政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教合一”体制。现在的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佛教徒的自我认同，并不需要首先认同美国的主流价值。佛教在美国，为了能有快速的传播，需要去主动适应，乃至迎合欧裔美国人的心理。然而，这种调适或迎合，并不是佛教在美国生存的前提条件；有时，正因为佛教是边缘宗教，才会引起欧裔美国人的关注，或被其他边缘族群（如非裔、拉美裔）视为同道，是联合的对象。因此，佛教的出现，其本身就在改变美国的文化构成，推动美国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化，佛教徒的身份认同遂成为复杂的动态问题。
华裔佛教徒的文化认同
在美国，亚裔佛教徒既想维持自己的佛教信仰，保持对母国的文化认同，又想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尤其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对保持传统的佛教信仰更有兴趣，希望借此维系他们曾在亚洲习以为常的传统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佛教更多地保留着故国的宗教传统，属于典型的“族群佛教”。但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亚裔，他们的佛教信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认同，借此彰显自身在美国多元文化里的独特意义。这里以华人佛教为例，讨论他们的佛教信仰与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大乘佛教，经过数代华人的努力，已在美国扎根，尽管还谈不上枝繁叶茂。佛教在当地的华人生活圈里，是重要的联系纽带，影响广泛，并有少量的西方人跟随华裔法师出家。在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社会里，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中国的基督徒现在有时会说，基督教在中国应当摆脱“洋教”的称谓。这一说法背后，是想为基督教争取某种平等的地位。佛教在中国能有今天的“国学”地位，有其2000余年积极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历史背景。今天，华人佛教徒在美国，有没有遭遇类似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佛教在美国华人社会里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华人佛教具有鲜明的族群特点，汉文化的内容随处可见：中国化的佛菩萨、传统的岁时节庆、形式多样的传统艺术。在佛教道场，不仅有汉文化风格的释迦佛像，还有中国佛教特别推崇的观音、地藏等菩萨；年复一年的岁时节庆，例如，佛诞日的浴佛法会，凑巧时还与母亲节合在一起，共同为天下众生祈福；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法会，斋僧供佛、孝亲报恩；观音、弥陀、地藏、药师等诸菩萨的圣诞日，大多会有专门的法会，宛如是在中国的寺庙；若遇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特别是些大的道场，会有敲钟祈福、游园会、联欢会等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有时还有燃灯法会。在佛教寺庙举办的节日庆典上，通常会有传统的民间艺术表演，像武术、太极拳、民乐、书法、绘画、猜谜等。这些佛寺在当地的华人社区，实际上还有联络社会关系、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
以当前的华人社会来看，这种文化认同与他们对美国的政治认同并行不悖。而在19世纪后半叶，华人刚到美国之初，这种文化认同使他们在美国感觉自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既不认同美国政府，也不认同清廷，这种心态既是他们在美国受排挤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们遭受排挤的结果。林语堂的小说《唐人街》，描写纽约早期华人方汤姆一家的传奇生活。这些华人特别赞叹美国的“安宁”：“他们希望没人理他们，就没有人理他们。中国政府不管他，他也不管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不管他，他也不管美国政府。纽约警察和他无关，他也和警察无关。他爱中国就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但是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人民社会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共同的信仰习俗连接成的社会。”他们生活在美国，赞美当地的物质生活，却在心里维持着原有的信仰习俗，如同怀念他们的父母、祖宗。
在传说满地是黄金的加州，19世纪末，华人的处境每况愈下。当地的白人忌恨华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和财富，而他们的最大理由则是，华人“虽然在加州的金矿中努力工作，挖掘到了很多金子，但是他们从来不想加入美国国籍，将来都是要把在美国获得的财富通通带回中国去，这样就伤害了美国的利益。”也就是说，华人对祖国的文化认同，直接被理解成对美国的不忠诚。这样的理解，导致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人被迫回国，还有不少人选择留下，躲进美国各地的“唐人街”，靠经营手工洗衣店、中餐馆等维持生计。宗教信仰，包括各式各样的民间信仰和祖宗祭祀，成为华人在美国的精神支柱，维系着华人的道德情操与人格尊严。
种族主义的思想，在当时的欧裔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相应地，华人的文化认同，不断强化他们原先的民族记忆。生活在美国的这个族群，被凝固成“唐人”、华人的族群认同，被等同于政治认同。“二战”期间，中国和美国成了反法西斯的盟友，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把华人的族群认同等同于政治认同：认同中国文化，同样可以忠诚于美国。“二战”以后，民权运动兴起，种族主义逐渐不得人心；与此同时，宗教多元化的格局浮出水面，基督教新教独大的状况渐成历史陈迹，“政教分离”的原则受到空前的重视。华人的文化认同，成为宗教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都在想办法突出华人传统文化的特色，既是吸引信徒的策略，更是突出自身价值的方式。在多元一体的美国文化体系里，华人文化自有独特之处，也能让不少西方人心醉神迷。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白人的种族意识逐渐淡化，华人的文化认同开始与族群认同剥离，以各种形式的同乡会为纽带的华人社区，逐步转向以宗教场所为纽带，尤其是佛教和民间宗教（主要是关公、妈祖等）的庙宇，在华人中间深有影响，尽管好些庙宇有同乡会或宗亲会的资金背景。有些原已破败的寺庙，开始香火兴旺。以佛教、民间宗教为代表的华人宗教认同，一方面淡化华人的族群意识，另一方面强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能体面地集体融入美国的多元文化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里，华人佛教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竟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以其十方善财在美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美国的华人佛寺，主动承担这样的文化功能。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宣化上人（1918～1995年）的弘法经历。宣化在旧金山万佛城自己开办的“育良小学”、“培德中学”里常说，小学生应先学习孝顺父母、尊重师长，中学生要尽忠为国，大学则以仁义道德为宗旨。这样的教育，明显是在贯彻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在这样的佛教团体受教育，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宣化有一句名言，“最彻底、最根本的国防，就是教育！”形象地道出了美国华人佛教的这种传统教育，能凝聚华人世界的文化认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里，佛教与道教，只能辅助配合儒家社会的伦理规范。而现在，佛寺里的传统文化活动或教育，有助于华裔佛教徒作为“华人”的自我定位，能直接表现华人佛教所包含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同时，他们的这种佛教徒身份，还能帮助他们自己超越族群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