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佛教的几种明显改变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起伏跌宕，绵延不尽，发生过多次变化，但无论兴衰进退，都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联。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佛教也在与时俱进，尤其是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中，其变化更为明显。
1、城市区域不断扩张，“姑苏城外寒山寺”在这种进程中，跑进了姑苏城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扩张，小城市在向大城市靠近，大城市在向国际大都市发展。据统计，1984年，全国295个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7.6%，到1996年，就增加到18%。近20年来，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武汉、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周围的若干县区，均已建设成为城市新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城市自身大规模扩张，并向周围地区产生强大辐射。原来处于郊区的寺院，被迫进入了城市。“姑苏城外寒山寺”在这种进程中，跑进了姑苏城内。再以徐州为例：清《府志》记载，徐州城南五里有山，曰云龙山；山上有寺，名兴化寺。现在的云龙山已在徐州的市中心了，寺也成了市中心的寺。这样的例子，我想在全国绝不少见。
2、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佛教信众都市化比例空前提升。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比例，城市化率从1979年的13.8％提高到了2006年的46.7％，27年间提高了22.9个百分点。全国城镇人口接近6亿，其中：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人口增长了5.5倍；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人口增长了10 倍； 50--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口增长了4.8倍。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由于农村经济成倍增长，作为地区性生产、贸易、服务集聚地的镇逐渐城市化，人口迅速膨胀。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我国佛教信众的居民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地改变，由以农村居民为主，转变为以城市居民为主。以徐州兴化禅寺的信众为例，1982年，寺院开放之初，城市居民信众占总人数的21%，到2007年已上升到74%。也就是说，目前在佛教信徒中，有三分二的是城市居民。
3、城市土地价格的上涨，使寺院建筑从平面化向立体空间发展。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中国人均耕地已减少到1· 4亩，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实行了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再加上房地产项目与工业园区对建设用地强烈需求的拉动作用，城市及近郊土地市场供求关系紧张，价格不断攀升。据《国家城市地价监测系统》资料，2006年，我国城区房屋开发土地出让价格比1986年平均翻了16倍，尤其是近两年，我国城市土地价格在以翻倍的速度递增。以北京崇文区为例，2006年底土地楼面开发价格为3810元/平方米，到2007年就上涨到6743元/平方米，同比增长了56.5%。其他城市的土地价格，其增幅也不比北京低，如此快的增长速度，使处于城区的佛教寺院无力获取土地，要想发展与建设寺院，只得向空中发展。如今一些大城市中的佛教寺院，比如：上海的玉佛寺，南京的鸡鸣寺出现了楼式殿堂，都是因为土地有限，无力购置与拆迁所致。
4、受都市文化的熏染，佛教的现代气息日趋浓厚。走进现代城市寺院，从外在的建筑形式看，也许是汉唐时期的飞檐斗拱，也许是明清时期的清砖灰瓦，可是一走向里面，你会发现没有晨钟墓鼓，没有香火缭绕，有的是多媒体发出的图、文、声、像。有的甚至彻底打破传统的寺院建筑，干脆是一座现代高楼，里面采用了中央空调和智能控制系统。霓虹灯、摄像探头、自动消防设施等种种现代科技与佛祖、观音菩萨相伴。念佛声被念佛机代替，蜡烛被妨电蜡烛代替。佛法的弘扬也通过影视、网络、现代出版来推介。法师利用电脑做工课、写文章、上网查询资料，佛学院的学生，甚至每人都有一台手提电脑。中国的都市化建设不仅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寺院的建筑及佛法的传播及弘扬方式。
二、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佛教付出的代价
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具有两面生，有得到不有付出。也就是说，有得，必有失。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佛教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得到了不少实惠，但失去的也很多。
1、寺院经济得到了发展，往日的宁静没有了。这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展，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寺院在收入方面增加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但往日宁静的环境和纯朴的道风也在逐渐失去。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寺院，尤其是旅游业发达地区，如四大名山等地，寺院内整车水马龙，天人声鼎沸。一些寺院为了配合这种商业化现象，兴办了佛教产业，如兴办素食，开佛教用品及佛教书籍商店，经营香火纸烛，甚至连经忏佛事也演变为明码标价的贸易活动，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佛教主体的神圣性将越来越淡化。在人们的心目中，寺院是神圣而清净的，它不仅是僧人的修道之地，也是民众的精神家园。佛教在城市化进程中走向商业化，从本质上讲，应该算是走向世俗化的表现。这样将会使我们失去最后一片净土，这既是佛教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
2、僧人的政治待遇得到了提高，佛教的神圣性、超越性淡化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城中的寺院名气愈来愈大，作用与影响力也越过寺院的围墙，延伸到社会。党和政府为发挥佛教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僧人参政、议政，致使一大批出家僧人，尤其是高僧大德走向会场，走向主席台。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甚至一些县级城市都有佛教界代表人士被选为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常委。尤其是大中城市的佛教界领袖，政治地位明显提高，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中，担任了主席或常委以上职务。他们代表佛教界参政议政，并就政府涉及宗教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批评或议案、提案，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出镜率一多，佛教的神圣性、超越性被淡化了。
3、佛教的都市化氛围越来越浓厚，禅味越来越稀薄了。都市是社会财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财富、习俗和传统的载体。都市文化的主题是消费、娱乐与休闲。在城市里，人们除从事生产外，就是消费，购物、观光和美食。可以这么说，都市是享受生活之地，也是竞争、欺诈及弱肉强食之地。众多的人口，拥挤的环境，错杂的矛盾，多变的节奏，莫测的际遇，炽燃的欲望，无尽的诱惑，这都是都市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城市中的寺院长期浸染在这样的环境里，都市气息日渐浓厚。君不见，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僧人开始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至争名夺利、腐化坠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产生了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那种闲居静处，放下世间一切俗务，无送无迎，领众坐禅或独自用功的禅修景象不见了。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少一些名利浮躁，多一些青灯古佛的少了。在大中城市的寺院，虽然还在在着日常宗教功课，但也大多仪式化、符号化，应景化，少了沉寂内省、恬淡自然。
4、寺院服务与管理日趋社会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祖训不见了。在城市化趋势下，城中寺院的摊子越铺越大，劳动强度与生活节奏也明显增加提速，其服务与管理也日趋社会化。在一些城里的寺院里已见不到洒扫庭院的僧人，你见到的是物业保洁人员。他们胸前佩戴着胸牌、身着统一制服在寺院里服务。门口也看不到僧人，见到的是保安。他们负责维持秩序，检查安全。比较大的寺院，空调冷却系统、化粪池、污水井、电梯等后勤服务项目也全交给社会物业公司管理或租赁承包。总之，寺院服务与管理日趋社会化了，“六和敬”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祖训已很少体现。
三、对都市化进程中我国佛教变迁的几点反思
在世人的心目中，佛教寺院自古就是红尘不到之地。青灯黄卷、古寺孤僧才是佛教的本色，可以这样说，传统的山林佛教已经在人们心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已成为佛教固定的为社会所认可和习惯的形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佛教与时俱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何与时俱进，却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大事。
首先，“入世”与“出世”的“度”到底该如何掌握？佛教本身以出世为宗，主张出离世间，到达涅槃，其修行方式亦多以头陀苦行、山居坐禅为主，因而主张远离尘嚣、萧然物外。尤其是中国禅宗更以不亲近国王大臣、不交结官府、独立自主为本，可以这么说，禅修在本质上是与都市隔离的，因为它要求有一个清静的环境。然后，佛教又倡导“入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从“佛法在世间”的方面来说，佛教应当重视世间，应该走“人间佛教”道路，关注现实人生，并随顺世间的变化而调整改变。然而，这个“入世”的“度”该如何把握，确实值得中国佛教界认真地思考。我认为，一味地强调“人间佛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那样中国将失去最后一片净土。
其次，出家人的本份和职责到底是什么？《杂阿含经》说，佛教的出家目的有二：一为了自求解脱；二为了助人解脱。从这个概念上可知，为自求解脱是佛家的本份，为助人解脱是佛家的职责。该经又说，在出世俗之家的基础上，通过更进一步努力修行，把自己心中所有见思烦恼，以贪、嗔、痴、慢、疑的五钝使，和身、边、邪，见、戒五利使，用我空智慧来观照、用功修行，功夫成就，方可去度化众生。看来自求解脱是基础和前提，助人解脱是升华与结果。可是，在佛教的城市化进程中，有一种忘掉本分现象，俗话说，遁入空门，舍弃一切牵挂，方得到六根清静。可是，这样的僧人少了。相反，大谈弘法利生,续佛慧命,荷担如来家业的多了!我认为，这种本末到置的做法，很值得佛教界反思。
第三，佛教文化与都市文化如何融合的问题？佛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解脱为目的，教育为中心，文化为纽带的宗教。既然是宗教，其文化必然体现的是宗教主题，即佛教的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解脱几项内容。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催生物。都市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文化，体现的是物质的丰富，科技的进步，社会秩序的文明以及思想意识方面的丰富与前卫。佛教文化与都市文化如何融合，到底该融合些什么？是在物质方面融合，穿红外线内衣，开奔驰轿车，用高级手机，买名牌手提电脑。还是在精神方面融合，听流行音乐，看网络电影，读时尚杂志？还是在制度方面进行融合，学他们的企业精神和现代化管理方式？我认为，这都不是要融合的内容。也许有人会说，是让我们的佛教文化融合到都市文化中，让它去净化社会。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佛教在都市化，而都市没有在佛教化。因此，佛教文化与都市文化如何融合如何融合？在哪些方面进行融合？值得深刻反思。
第四，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的话语权问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都市中的寺院与山林中的寺院在话语权方面是不一样的。都市中的寺院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良好的商业条件，很容易发展寺院经济，另一方面，还容易获得信徒的布施，而且其施主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这些寺院有财力举办大型的论坛，在能力聘请邀请到佛教界或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帮自己说话，一些名人与学者出去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也乐于帮助有财力的寺院说话。浏览一下近几年的佛教研究与资讯就可知一二，“都市佛教”、“佛教现代化”、“走人间佛教道路”这些的论题，几乎都是城市资金雄厚的一些寺院举办的。它们的话语权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再看一下山林佛教，由于它们处在乡村或山林之中，由于资金、人才等各方面的限制，在佛教界基本上没有话语权，或者说，他们的话语权已被都市佛教的话语给淹没了。这种有钱说话，无钱沉默的现象，也值得反思，因为这种现象，会使一些人，尤其是主管宗教的领导层，听不到佛教界真正的声音。
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佛教的几个应对策略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佛教逐步走向城市，或者说佛教逐步都市化。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是身不由已的事情。这种发展对佛教而言，有利也有弊。我觉得，现在佛教要做的，不是积极地投入进去，也不是消极地躲避，而是从有利于弘扬佛法的角度，趋利而避害，以达到在变化中坚守，在坚守中弘扬，最终的目的是使佛教在社会上能正法久住。基于这种考虑，我认为，当前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工作。
1、在理论上，高僧大德们最好能重新解读与诠释“人间佛教”思想。近些年，对“人间佛教”的理解，存在着“庸俗化”、“肤浅化”的倾向。理念界普遍认为，“人间佛教”绝不是让法师走向人间，而是让法师的功德走向人间；也不是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走向人间，跟上时代的潮流，而是让佛法走向人间。所谓功德走向人间，就是利用寺院的财力、物力为社会服务，象香港及周边地区的佛教组织那样，去创办学校、医院、佛教坟场（公墓）、青少年中心、安养院、护理院等，为社会服务。所谓佛法走向人间，就是让佛教的声音，佛教的智慧走向人间，去化解人间的不幸，人间的恩怨，人间的矛盾。僧人走向政坛，寺院利用声、光、电建设的富丽堂皇，绝不是人间佛教。这种理念，需要高僧大德们进行传达与诠释。
2、在体制上，都市佛教最好能建立都市及山林寺院轮修制度。中国佛教从本质上讲属于山林佛教，这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特色，或者说，最大特色。佛教进入城市，作为出家人，必须和社会的接触要保持一定距离。然则，现代化的大都市作为红尘世界，诱惑实在太多。任何一个人跨进去，不要太久，都会不由自主地就会沾染上一些城市的气息。所谓城市气息，不外乎时尚与物质的享受两个方面。僧人在城市呆长了，也难免会沾染这些东西。因此，很有必要建立山林寺院轮修制度。让城里的僧人过一段时间到山林里静修一个时期，在那里养道、改善思维和生活方式，然后再回到都市、传教弘法，使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形成互补关系。这种轮修方式，目前的都市寺院一般来说都能做到，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还可以，有这个能力为自己在山林里建设一座用于静修的寺院。
3、在行为上，各宗各派最好能在都市化过程中不失传统佛教的精髓。寺院僧团是有别于其它社会团体的特殊群体组织。自从唐代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以来，寺院就建立了整套的管理制度。上至方丈，下至清众，都要遵守执行。一个僧人必须上殿过堂，坐禅念佛，布萨诵戒，必须具足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这些都是传统佛教的精髓。行住坐卧，不离佛法，才能使内心清净，与道相应，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才有高僧辈出，才绵延不绝。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寺院如果殿堂华丽，经济红火，但戒律松弛，生活奢华，说话做事不伦不类，不僧不俗，佛又如何令人生恭敬心呢？佛教又如何发展呢？因此，在佛教的都市过程中，各宗各派传统佛教的精髓，有必要做到不弃不离。
4、在道风上，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最好要有一个至死如一的坚守。良好的道风是佛教赖以生存的根本，世尊在《七梦十善经》中曾对阿难说："佛涅槃后，无有外道能坏此法，但由弟子当自坏我法"。这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佛法的兴衰，其因素关键取决于僧团内部的道内状况，在城市化进程中，假如信仰淡化、管理松懈，自由主义滋长、拜金主义泛滥，甚至缺乏做人起码的敬业诚信，缺乏做一个僧侣起码的道德素质，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历史上几次灭佛事件证明，佛教的发展，不在于钱多钱少，僧多僧少，根本问题乃在于寺院道风的纯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