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抗战期间，日本不仅将其国内佛教僧人训练成特务送往中国，更在中国大地上修建了名为寺院实为特务据点的道场，甚至日本僧人还引述佛教经纶编造文章为日本侵华掩饰辩护，更向国际社会散布谣言说中国毁灭佛教借以切断中国抗战的运输线，为中国抗战带来了巨大威胁。
图为1937年11月15日，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发行的月刊“教海一栏”的封面（图片来源：资料图）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公然提出日本宗教教义要以适应军国主义的思想为前提，“侵略战争是圣战”。因此，战时的日本宗教不能不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而不少教徒不惜抛弃教旨，为之圆梦。诚如日本著名佛学家道端良秀所言，“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
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宗教寺院。到1933年，日本佛教真言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在旅大（大连）就建立了寺院和布教所20多座。到七•七事变时，上海租界已有九所日本佛教寺院，天津租界有五座日本寺庙。据日本方面1936年11月调查，仅哈尔滨一地，就有日本多种宗教的布教场所24处，其中佛寺九座。全面侵华后，日本宗教更是渗透华北与东南各省。仅日本东本愿寺就在中国各地设立近40处布教所。日本神道除在东北伪都搞“建国神庙”外，还在我国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据1945年统计，东北城乡的大小日本神社就有295座。日本侵略军上海军特务部，为了日本在华各派教徒能通力合作，于1939年2月，在虹口虬江路624号成立“中支宗教大同盟”。1943年6月，又在延安东路77弄1号成立“大东亚佛教总会”。
日本在华佛教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软化中国人民的斗志，使“日、满、华亲善”。哈尔滨极乐寺的日本佛教徒的这一活动，因其成绩显著而受到日本方面赞扬。在华日本寺院成了日军侵华的前哨据点。不少日僧为对华心理战出谋划策，为军方传令，或充当间谍，直接为侵华战争效力。
如为日军进攻上海寻找借口，1932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无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名，到上海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酿成流血事件，嫁祸中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我相邻的东南亚友好国家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由于佛教、回教在东南亚诸国流传甚广，缅甸还将佛教定为国教。为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日本便大造舆论，说“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日本对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日本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信念，战争似乎只存在信教与非信教之分，而没有侵略与非侵略之分。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不一。利用民族宗教差异，分裂中国，分而治之，也是日本侵华的惯用伎俩。
日方图谋蒙古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后，为粉碎日本借佛教拉拢蒙古王公的阴谋，中国僧俗太虚、胡瑞霖等筹建中国五旗佛教联合会，沟通汉藏文化，弘扬藏传密法以对密宗僧人在华布教。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无力侵略全蒙，遂将蒙古分成东蒙、西蒙两部分，在东蒙建立特务机关。九•一八后，西侵东蒙，改称“兴安省”，统辖于伪满洲国内。紧接着，又策动西蒙亲日派“自治”，并以东蒙、西蒙合并“大元帝国”、“大蒙古国”为诱饵，分化我民族团结。
日本通过这些活动，以向中国佛教徒表示，日本是一个极虔诚的佛教国家，日本对华战争，是为了“弘扬佛教的圣战”，要中国佛教徒“保教不保国”，为日军侵华出力。于是，杭州灵隐寺的和尚被迫使为到庙中求佛保佑的日本士兵书写“武运长久”的条幅。关东军也利用佛教在长白山区开展“宣抚”活动。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1938年夏，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当局共同策划，把长白、抚松等地方弄成一片没有人迹的“真空地带”，来切断人民群众对东北抗联的支援。于是决定在出动几十架飞机掷投大量烧夷弹，把长白山林海地带和全部居民区化为焦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