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世纪的中国南北方政权与朝鲜半岛诸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频繁，有力推动了相关古国文明的进程。新罗是当时僻居朝鲜半岛东南一隅的重要古国，其国号曾有新卢、斯罗、斯卢、薛罗和鸡林之称。新罗对中国通交始于太元二年（或说太元六年、七年）遣使向前秦苻坚朝贡，与南朝的外交往来要迟至普通二年十一月，才派使节随百济国使来到梁都建康。不过，据文献记载可知，从中国吸取先进文化，新罗似乎具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并最终在668年借助唐朝的力量统一了朝鲜半岛。
新罗遣使南朝的活动，中国文献记载有5次，分别是梁普通二年，陈光大二年、太建二年、三年、十年。《三国史记》所记新罗遣使梁、陈则有法兴王八年（梁普通二年），真兴王二十七年（陈天康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真智王三年（陈太建十年）共7次，还记载了梁大通年间、太清三年，陈天嘉六年，梁、陈遣使访问新罗，可知两国使节往来至少有10次之多，其频率远过于新罗与北朝的交往。
除国使往来外，新罗与南朝的佛教文化交流亦十分频繁。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372年佛教由前秦传入高句丽，384年从东晋传入百济，而新罗则迟至法兴王十五年（梁大通二年）才从南朝的梁代全面接受了佛教。《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续高僧传》和《海东高僧传》等史籍记载：佛教初传新罗的梁大通年间，梁遣使及僧人元表赐新罗衣著、沉檀香及经像等物，新罗君臣竟不知香名及其用途；真兴王十年（梁太清三年）春，梁遣使沈湖与新罗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若干粒，真兴王派百官奉迎于兴轮寺前路；天嘉六年（真兴王二十六年），陈遣使刘思与新罗入学僧明观载送佛经论一千（或言二千）七百余卷至新罗。
此时，还有多批新罗入学僧渡海前来南朝梁、陈求法，除前文提及的觉德、明观外，著名者还有安弘于真兴王三十七年（陈太建八年）入陈求法，后“与胡僧毗摩罗等二人回，上楞伽胜鬘经及佛舍利”；释智明于真平王七年（陈至德三年）七月入陈，至真平王二十四年（隋仁寿二年）九月，方随入隋使还国；真平王十一年（陈祯明三年）三月，年仅25岁的圆光法师乘船来金陵求法，初听旻公弟子讲经于庄严寺, 后游苏州虎丘。
这些高僧从南朝西学归来后皆被新罗统治者奉为大德，他们在新罗大力宣教弘法，先后创筑了兴轮寺、皇龙寺和实际寺等。然而，史籍所载新罗与北朝的佛教文化交流却颇罕见，目前所知仅有《海东高僧传》记录的新罗僧人圆安一度“游西燕、北魏”。
考古发现，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新罗文物中，佛教类遗物不多，其数量远不及百济和高句丽两国。笔者获知，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藏有一件小型背屏式金铜佛像，为一佛二菩萨三尊像，其人物体态丰满，大背屏略残，下为圆台形莲座，残高10厘米（图一）。以往由于这种小型南朝金铜佛像未见出土，而传世品又真赝莫辨，故学界普遍认为此像明显受到中国东魏、北齐佛像的影响，属于高句丽系统佛像。2008年春，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队在今南京新街口东北的德基广场二期工程工地发现一批南朝鎏金铜质佛教造像，内以此类小型背屏式佛像数量最多，其中几件光背后有梁“大通元年”纪年刻铭（图二、三）。与同时期的北魏、东魏和北齐金铜像（图四、五、六）比较，发现它们在造像题材、人物样式、光背形状及图案、台座类型和铸造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庆州博物馆所藏的这件新罗小型金铜像，与北朝系统金铜佛像大相径庭，与南京新街口出土者则如出一辙。这与前述新罗从南朝大量输入佛教文化的记载相印证。这件新罗小型金铜像，或许是佛教初传新罗的梁代经像之一，它本系南朝铸造，并随两国国使或新罗入学僧从南朝的国都建康携来。
又据报道，近年发掘的韩国庆州皇龙寺等佛寺遗址，以方形佛塔为中心，中轴线上分布有寺门、木塔、佛殿和讲堂等建筑。一般认为，这种平面布局受南朝佛寺的影响。
此外，还有“郑智远”铭（图七）等著名百济金铜像也与南朝相关。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早于6世纪后半叶的新罗舍利物及舍利函，但透过文献记载和南京新近发现的南朝佛教遗存，不难推知5—6世纪新罗的佛教文化，更多地受到南朝而不是北朝的影响。随着今后新罗和南朝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这一结论必将得到更多的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