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僧”之中，石涛的明宗室身份最为显赫。细讲起来：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兄南昌王朱兴隆的后裔，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的后人，是第二代靖江王悼僖王朱赞仪的十世孙，是第十三代靖江王朱亨嘉嫡长子。石涛晚年的画迹上，也出现“靖江后人”的白方文印和“赞之十世孙阿长”的阔边朱文长印，都在表明自己的前朝宗室的高贵出身。
石涛姓朱字阿长，名若极，生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大明王朝灭亡时，他只有两岁。第二年，父亲靖江王朱亨嘉在广西桂林自称监国，兵败后全家遭到诛杀。混乱中，石涛被家臣救出，逃往全州湘山寺，长大后出家，法名原济，字石涛。这样离奇的身世，即使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天地变色的大时代也是少有。
10岁时，石涛跟随家臣喝涛（曾与石涛一同出家）沿湘江北上，过洞庭湖，经长江抵达武昌，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很多研究者把石涛与屈原相类比，《读离骚》是石涛现存最早一首诗，作于1644年，正是他初到楚地之时。然而石涛毕竟不是忧国忧民的屈原，他所纠结的，更多是难以施展的才能和无处安放的贵族身份。
石涛16岁开始云游四方，于康熙五年（1666）来到安徽宣城，往返宣城、黄山和太平，与徽派画家梅清等人来往密切，早早就表现出对传统的“南北宗论”理论的轻蔑态度。期间他数次登抵黄山，大喊“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的口号。展览中展出的石涛代表作《山水图册》，就是以黄山为描述对象，其中年代最早的一幅画为石涛26岁时的作品，细品可见画家早期艺术中与徽派风格的渊源。
在宣城居住十年后，石涛应友人之邀，于康熙十九年（1680）来到南京。经历国破家亡时，石涛仍是咿呀学语的小孩，并没有留下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前朝贵胄的身份，却让他在艰难生活中保持了难得的贵气与骄傲。他自诩甚高，不愿做一个安分守己、碌碌无为的僧人，很快在书画上展露天赋。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南巡来到南京长干寺，当地官员寻找的许多着名画家绘制江南诸地名胜供皇帝浏览，石涛也在征召之列。这是他第一次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5年后，康熙又一次南巡至扬州平山草堂，在众多臣子中一眼就看见了石涛，并主动和他交谈。这件事令石涛得意许久，他精心绘制了一幅《河清海晏图》，题诗:“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荤迎……一片箫韶真献瑞，凤台重见凤凰鸣。” 还在画作上署“僧元济九顿首”这样的字眼儿，这时的石涛已经以清王朝的属臣为荣了。这两次召见让石涛志得意满，促成了他短暂的燕京之行。
康熙二十九年（1689）石涛来到北京，如一匹千里马到权贵扎堆的地方寻找伯乐。在京城生活的三年中，他不断游走于王室贵族之间，并在不少画作的题跋中表现出对此种生活的满足和骄傲。遗憾的是，官吏们只把他当作一个很会画画的和尚，石涛并没有寻得政治上的任何突破。
大约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冬季，石涛写下一首诗，大致是说自己即将年过半百，京城的冬天气候寒冷干燥，很不适应，加上作画过于疲劳，卧病于慈源寺。字里行间透露出失意，北上燕京这几年，石涛曾经有过的种种美好想象都化作泡影。期望的“欲向皇家问赏心”是不可能的了，普度众生的禅宗教义也谈不上了，在燕京的社交舞台上，自己充其量只是个“乞食者”，这是石涛对京城三载所做之事的一个最无奈总结。
写下这首诗的第二年，石涛画出了他极负盛名的一件作品——《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幅画家为数不多的宏图巨制，是为石涛为原礼部侍郎王封溁所作，此次也出现在展览中。画中布满细密的皴擦，层层渲染，点缀以灵动的苔点在山头、数顶、水边，技法变化多端。石涛擅长用笔墨书法情感，最擅长点墨，点的浓淡和大小十分随意，位置也在画中各处，有一种豪迈奔放之美，“法无定法，气概成章”。
《墨醉杂画图》册之二，共十二开，1697年，石涛，墨笔，各纵51.4厘米，横35.4厘米。此册为画家55岁时为友人所作，画中内容除两开山水外，都是各种花卉果蔬小品，包括芙蓉、黄瓜豇豆、水仙竹枝等，尽显生活闲适，笔墨灵动有趣
他倡导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而不是一味仿古，《搜尽奇峰打草稿》中的奇峰怪石，古木飞瀑，都是他北游时所见之景。“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这幅画水墨淋漓、苔点繁密，气势磅礴，就像卷后潘季彤在题跋中所评价，“一开卷如宝剑出鞘，令观者为心惊魄动”。
石涛把自己的美学思想和绘画理论写入一本名为《苦瓜和尚画语论》的书中，不断强调“师古而化之”的主张。这种突显自我的美术理论，与“四王”等主流画家的仿古论截然不同。王时敏在《西庐画践》中说，人在绘画的时候都喜欢自出新意，以自己的方法为师，谬种流传，以至于画道衰落，古法无法传承。倡导“我自用我法”的石涛就是王时敏指责的对象。
清代皇家收藏对象以“古意”为重点，在题材方面欣赏的则是如围猎、塞宴等宏大巨制，赤裸裸地歌颂朝廷的文治武功。石涛所画以展现自我个性为主旨的山水，并不能得到皇家青睐，朝廷最终还是将《南巡图》总设计师的头衔交给了“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的王翚，这件事让石涛在北京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
康熙三十二年（1692），石涛心灰意冷，无奈南下，从此定居扬州，再没有远游，晚年以卖画和为别人设计园林为生。石涛虽是明朝宗室后裔，但明亡时还只是一个孩子，等家国的概念在他心中生根成熟，大明王朝早已滚滚而去。他身在佛门，心却在凡尘。
终其一生，在纷纷扰扰的政治和艺术漩涡中，石涛矛盾过、挣扎过，却始终无缘走出时代的藩篱。故宫专家萧燕翼说：“如果我们将这位明王朝覆灭时仅三四岁的孩子，列入前期遗民中，汲汲于民族气节、反抗新朝新政意识的讨论，岂非笑柄耳？”
